广州中山大学礼芳堂及大草坪。东方IC资料图

近日，广州中山大学关于“草坪禁入”的规定招来部分师生的反对，同时引起社会热议。上周五，该校社会学教授王进带着学生到草坪上课，遭到学校保安的“驱赶”。之后，中山大学保卫处通过微博回应称：“校园不能成为随意嬉闹的公园和乐园，校园应该高雅有品位。”王进则表示，中大草坪问题不是园林绿化的问题，其实质是文化之争。“凭什么保卫处可以把他们的‘高雅有品位’的标准当作是**标准，在校园里强制执行？而我们大家就必须接受和遵守呢？”他还提出“文化的分歧不能靠强制来解决，而只能靠沟通，先从有共识的地方开始。”

尽管中大的“草坪之争”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但在学校内部，这似乎仍只是王进们与保卫处之间的事情：王进师生们要进入，保安们驱逐**进师生们发表文章表示不理解，保卫处则通过官网以公告的形式重申禁入规定。那么对这场草坪之争，中大校方是否有跟相关师生们沟通过？王进的回答是，“目前为止校方没有就此事和我沟通过，有老师私下和我说过，但目前没有收到学校正式找我沟通的通知。”校方的沉默到底是听之任之，不闻不问，还是纵容某一方的做法，不好猜测。但是让一群书生跟一群保安进行争辩，虽然不存在歧视任何一个群体的意思，但总难免让人觉出些许“有辱斯文”之感。

为什么草坪之争应当成为由校方参与的一场公共讨论？首先是因为校方的沉默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按照王进的说法，这场争论才刚刚开始，并表示将继续呼吁和推动开放草坪这件事。“以后在天气好的时候去草坪上课，经过这几件事情学校肯定有他们应对的办法，不知道我下次去草坪上课会发生什么。”其次则在于，我总觉得这场草坪之争没能成为一场关于大学自由精神的讨论，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。不必质疑的是，禁入令之下，师生们的反对，以及依旧进入草坪上课的做法，都是他们对于其所认为的自由的表达与争取。以此而论，仅仅由带有强制意味的保卫处来应对，显然并不恰当。强制之下，没有自由，更没有真讨论。

我们今天都认同这样的观点：大学之道，在于“独立之人格，自由之精神”。而对于自由精神的坚守与发扬，也都体现在我们一再对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现象的解读与向往上。曾有外国研究者问沈从文：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，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，却超过了战前北大、清华、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？沈从文回答了两字：自由。无独有偶，历史学家何兆武也曾表示，“西南联大的自由影响我一生。”固然这里所说的自由，更多的代指学术自由。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公共讨论氛围，没有一种充分尊重表达权利以及各方意见的前提，不论是学术的自由，还是在草坪上课的自由，恐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在学校的规则、保卫处的强制与师生们对草坪的向往之间，到底有无可以讨论的空间，这场草坪之争的矛盾又该如何消弥，尽管事情看似不大，但其指向的“大学之道”却关涉甚深。至少它不应当仅仅以强制来作为回答，也不应仅仅以某种顾左右而言它来化解。我注意到此前有报道称中大草坪禁入的原因是草坪不适合踩踏。“国内草坪多属劣质等级，许多单位种植草坪只考虑观赏性。”但这并不能服人。作为一个事实，中大草坪长期以来都是大家可以自由使用的。原来有很多老师在草坪上课，以前草坪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。可见中大的草坪本是可以踩踏的品种。事实上，在中大保卫处禁入令中，也并无只字言及于此。

中大草坪之争实则是一场自由精神之争，一场对于今天如何坚守大学之道的追问。这个社会有一种超越个人意志，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抽象的道理，一种规则，一种规律，一种秩序。因此如何让规则的制订拥有更多的“民意”参与，如何让强制之力能够真正用于对自由精神的维护，如何让师生真正拥有对于大学精神的认同，无疑是中大这场争论的题中之义。（文/杨耕身）